这是一个多么残酷而现实的问题，而当摩人ICU医生对我说出这句话时，我正监护室面对着一个非常棘手的病人：79岁，感染性休克，完全性绞窄性肠梗阻，巨大腹股沟疝。患者神智已经不是很清楚，血压只有70/45mmHg，之前已经解过血便。我查体发现患者的腹股沟疝并没有嵌顿，也就是说肠梗阻另有原因，很难一下说出具体原因，不过B超提示肠扭转不能排除。

见我犹豫，摩人医生说要不再看一下，他再和家属谈一下。回到沙龙，我一直在考虑这个病例，手术指证是绝对有的，可是病人条件的确很差，基本上是奄奄一息了，这一刀下去到底能不能挽救患者的生命，我心里的确没底。虽然说在摩洛哥很少会碰到纠纷，但是作为外科医生，谁也不愿意碰到手术成功，而病人死亡的事情，毕竟这里术后可选择的药物是非常有限的。最终促使我下决定的，还是那位ICU医生的话：不开刀，患者必死；开了，他可能死，但也可能活。回到监护室，阿廖也在，他们已经和家属聊过，家属表示愿意手术。我问阿廖：你觉得呢？他回答：一个没得选，一个有的选。我明白他的意思，不过我也告诉他：手术我做，可是术后还是靠你们。

术中我发现梗阻原因是巨大斜疝粘连导致小肠系膜根部完全扭转，不得不对摩人B超医生这次的表现赞一个。大部分小肠虽然有缺血水肿表现，但还没有发黑坏死，因为患者术中血压低，心率快，我抓紧分离粘连后复位小肠结束手术。

第二天又碰到一例肠梗阻，开进去是乙状结肠癌，切除肿瘤后，我看肠管水肿还行，就直接做了一期吻合。这种可能出现吻合口漏的冒险术式，也许我只有在摩洛哥才敢做，毕竟我的出发点是：患者免除了造口后二次手术的痛苦。但所承担的风险是：一旦患者吻合口漏，就需要总共3次手术才行，但如果一切顺利，则这一刀就彻底解决所有问题。这也许就是医患关系不和谐，最终会导致患者吃亏的典型例证吧。这台手术结束后，我已经筋疲力尽，也没顾上看昨天的病人。

第三天看到监护室的肠扭转患者时，他仍然打着呼吸机，血压也需要药物维持，不过肚子已经软了。看着昏睡中的病人，我想：手术已经做了，接下来就看你的造化了。

第四天，患者的呼吸机撤了，恢复了自主呼吸，升压药也减了下来，可是肝肾功能都不大好。我知道这是感染性休克以及肠梗阻毒素吸收造成的肝肾损害，而在监护室里能选择的支持药物只有维生素K和速尿。这就是赛达特的省立医院监护室里能提供的保护肝肾功能的药物，这时候我真的感到很沮丧，只能眼睁睁看着病人凭借自己的生命力来和病魔抗争，而我却什么也做不了，这也许就是术前我对开刀犹豫的缘故吧。希望真主一起保佑他吧。

（塞达特医疗分队队员李新平供稿）